责任 感情

——采访抗震救灾一线归来谈感受

　　大家好。今天是6月20日，汶川大地震到今天总共一个月零8天。
　　这次地震，据说是千年不遇的大灾难。有这样几个数据：一是300多公里：这次地震的断裂带横贯川陕甘，地壳从汶川的映秀镇被撕裂，一直裂到陕西境内的汉中；二是余震1万多次，平均每天近400次；三是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这些残酷的数据告诉我们，这次地震给我们的灾区同胞、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民族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这些日子里，我和报社所有同事一样，都一直在深切怀念那些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牵挂幸存下来的灾区群众，祝福他们尽快走出灾难的阴影，重新建设美丽的家园。
　　地震发生后，报社先后派出5批记者（含记者站是6批）赶赴四川、陕西、甘肃、重庆灾区，报道灾情，报道战斗在抗震救灾一线工商部门和工商干部的感人事迹。我个人在之前就带领记者部介入组织报道，之后受报社指派，到灾区现场采访，前后共11天。这段时间，我们记者部共采写抗震救灾报道106篇，我个人采写26篇。现在，我向大家报告我本人组织报道的作法，同时和大家就采访写稿交流经验、分享心得。
　　
    一、思考思考再思考，努力发挥部门作用积极组织报道
　　
　　大地震一发生，我和记者部就紧急行动起来，思考怎样发挥整个部门的作用，积极组织报道。
　　
　　（一）全心投入，彻夜未眠尽快完成手头重要工作
　　
　　地震发生那天下午，我正在合肥采访周局长到江苏安徽考察调研活动。地震发生后，我明白报社肯定要启动抗震救灾的报道，在这重大、关键的报道战役面前，记者部责无旁贷。
　　在外地，我一方面和部门记者沟通，安排刘永和庞仙跟国家工商总局密切联系，及时把总局的反应一举一动向报社汇报，在第一时间做好宣传报道；另一方面，我抓紧完成手头的周局长考察报道的稿件。我记得那天是11点回到北京的，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抗震救灾报道，我深夜回到家后抓紧写手头的稿件，一夜没睡，凌晨6点把稿件发给了总局，为全心投入抗震救灾的报道创造了条件。就在我思考怎样组织抗震救灾报道时，5月13日8点多，我接到社领导的电话，明确指示我们记者部：先不派人去，但要做好抗震救灾的报道。不能去现场又要做好报道，这有很大难度。怎么做好？在来报社的路上，我边开车边苦苦思索。
　　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电话采访，但我到报社后才知道，当时灾区通讯完全中断，那边的办公电话全通不了，我们没有信息源与基层工商部门根本联不上，以往的经验全用不上，刚开始一筹莫展。
　　
　　（二）急中生智，关键时刻有所作为
　　
　　怎么办？关键时刻我们记者部不能无所作为。我在办公室绞尽脑汁，大概9点钟，我突然想起报社正在组织各地通讯员培训班，那里有没有四川的通讯员？其中有没有来自灾区的工商干部？如果有，能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想到这里，我拿起电话跟通联部刘俊荣副主任联系，问她这方面情况。她连连说：“有啊，有啊，广元市工商系统来了10名干部呢！”
　　这下我想出办法了。由于分管副总编在通讯员班上讲课，我马上下楼直接去找了社长，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报社与灾区一线联系不上的时刻，这些通讯员是最好的渠道，他们知道同事或者亲朋好友的电话，可以多方面联系。能不能把这些来自灾区的工商干部请到报社，让他们跟本单位联系、跟家里联系，能了解多少情况就了解多少，然后记者部负责汇总形成稿件？
　　社长当即表示同意。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社长的意见告诉俊荣和世平后，他们非常配合。我还特意嘱咐他们带好自己的通讯录。很快，10名通讯员有些坐刘总和朱总的车，有些坐出租车来到报社。在这期间，我快速写好提纲，以便让他们知道向家里了解些什么，社长通过后我打印了10多份。在这期间，我还跟赵金玲联系，请后勤中心在报社食堂多安排10个人的饭菜。我还记得当时她问是谁来了，一听我说是灾区的工商干部，她立即说“放心放心，一定会安排好。”
　　这10人来报社大概是11：20。我先带他们到报社食堂，让这些灾区的干部和我们全社员工一起，吃了一顿热腾腾的可口的饭菜。这些干部也感受了到报社全体同仁对灾区的关心和对他们照顾。吃完饭后，我把他们集中到二楼会议室，把打印好的了解提纲发给他们。记得当时我跟他们说得很诚恳：“我完全理解大家这时的心情，你们肯定都想回去参加抗震救灾，但有任务在身不能走。现在报社请你们跟家里联系，把了解的情况汇总给报社。通过我们的报纸，让总局让全系统真实了解你们工商局的受灾情况。往大的说，这是在另一个岗位亲身参与抗震救灾；往小的说，是你们在通讯员班采访写稿的一次实战演练。”
　　就这样，10名通讯员在记者部二楼大办公室与家乡进行联系，单位电话完全不通，他们就打手机。我让他们翻通讯录，跟所有有手机的人联系：局长、办公室主任、科长、所长、同事、家人、朋友……这个打不通打那个，那个打不通就再找。
　　那个时候我已经一天一宿再加个大半天没有合眼。就在通讯员打电话的空隙，我看事情进展顺利，才在办公室椅子上睡了一会儿。不到一个小时后，我起来和庞仙把通讯员的记录拿过来，把这些干部了解到当时灾区的点滴汇总形成报道。参与的人多了不能一一署名，最后我决定署上“本报通讯员和记者集体采写”。
　　这是本报报道的第一篇本自灾区现场一线的报道。之前报纸也发了一两篇，但都是记者站根据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写的，相对粗线条，另外就是外围工商系统捐款献爱心的报道。从我们组织的这篇报道中，全系统读者第一次知道灾区工商系统受灾的细节。
　　
　　（三）剑走偏锋，创新推出 “口述实录”栏目
　　
　　送走通讯员后，我陷入沉思：下一步怎么办？记者部该怎样入手进一步做好报道？
　　我把通记员的记录随便翻来翻去，眼睛停留在他们留下的电话号码上，那是他们能联系上的灾区电话。这时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让记者部就与这些人联系，通过电话了解他们在灾区每天的抗震救灾情况，然后写成报道。这些报道要原汁原味，真实记录，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报道要元素要体现是灾区一线工商干部的口述，是本报记者在后方的整理记录。集合这些，栏目就定为“口述实录”。
　　想到这里，我下楼来到刘琳副总编办公室，把这个想法跟她一汇报，她很支持。于是，我召集周萍、庞仙、刘永，把这个想法跟他们一说，他们也觉得挺好。大伙一议，觉得可以不仅限于广元，还可扩大到绵阳、阿坝、都江堰、彭州、德阳、陕西汉中、甘肃陇南等所有灾区，都可用这种方式。我对大家进行了分工，每个人负责几个灾区：从现在起，不管是平时还是周末，每人每天都要电话采访灾区干部，记录他们在一线的所见所闻、感人事迹和最新动态，形成“口述实录”交给编辑部。由于我们联系的面广人多，每天都可产生好几篇稿件，如果不是报社调整思路，我们可以一直供稿到现在。
　　当时纪律不允许我们上一线，但记者部通过这种方式，在千里之外的灾区设置了千里眼、顺风耳，在报社和灾区一线之间搭起了畅通的信息桥梁，记者部的稿件源源不断，丰富了本报的报道。从此，我们的报道不仅有面上的动态，还有来自灾区一线工商干部的日日夜夜里生动的细节：他们的抢险、他们的吃喝、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单位、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痛苦。。。。。。
　　这些稿件影响很大。通过记者部的工作，读者听到灾区工商干部的讲述，真切地了解到灾区工商的精神，发现我们的红盾是那么的可爱可亲。许多工商局从这些稿件中知道了灾区工商的受灾细节，决定再次追加捐款。后来我到灾区采访，一些灾区干部亲口告诉我：震后大家都忙着救灾，顾不上互相安慰，救灾空隙心里其实很苦，但你们工商报有个姓庞（庞仙）的记者、有个姓周（周萍）的记者、有个姓刘（刘永）的记者打来电话，一方面采访我们，一方面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给一个普遍的工商干部送来北京的关心和祝福，就像阴霾中送来一缕阳光，让我们增添了勇气和信心，感受到全系统都在牵挂我们，顿时身上充满了与灾害作斗争的力量．．．．．
　　
　　从这些反映中，我感受到我在前期快速反应、丰富报道内容、创新报道形式做得很有意义。有些报道任务看上去很难，但一旦全心投入，开动脑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还是能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记得那天社长主持召开碰头会、研究如何开展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记者部已经写出了一批，而且对下一步的报道已经摸索出了清晰、成熟而且可行的思路。
　　
    二、深入深入再深入，用心写好稿件热情讴歌红盾精神
　　
　　5月17号晚上12时左右，我在家里接到刘琳副总编的电话，通知尽快动身去灾区采访。
　　半夜三更，我从床上起来，收拾行装直到次日2点多钟。平时出差我用一个拉杆箱，采访时着装整洁，干净而清爽，力争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但这次不一样，不是去城市，而是去灾区废墟。我只带了旧裤子、深色圆领T恤，统统装进一个背包中，穿一双旧得无光的磨砂鞋，一切从简方便。后来有些后悔没带家里小孩玩的帐篷、六神花露水、蚊香什么的。
　　18号早7时，我把孩子托付给家人，转身出门，这一走就是十来天。
　　
　　（一）挑灯夜战，热情讴歌工商干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灾害面前不舍不弃的精神
　　
　　18日下午3点左右，我们到达成都，然后直奔省工商局。在那里，我们三人简单分工，决定由我负责绵阳和广元灾区的报道。省工商局的同志担心我们的安全，要我晚上住在成都，在宾馆已订好房间，次日再走。但我想尽快到灾区一线，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大概下午5点多动身赶往绵阳。
　　绵阳的灾区主要是北川、江油、安县、平武等县市。路上我给绵阳市局的邓局长发了个短信，说：“无论如何，今晚赶到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工商局。”邓局长回信：“欢迎到来。但北川县工商局已不存在，幸存者都安顿在绵阳。”
　　晚上7时左右，我赶到了绵阳市局。听我坚持要去北川县城，邓局长跟我说，北川县因防疫和堰塞湖的问题已经封了，只有军队在。前几天总局领导来也没进去，况且那里也空无一人，工商干部都撤出来了，就安顿在市局院子里。
　　我只好来到市局院子里，在这里采访北川县局的局长肖太源、该局擂鼓工商所所长刘国跃和干部苏江萍，以及陈家坝工商所所长袁凤林和干部王晓兵、黄霞。
　　他们在地震发生后做了很多感人的事，我一一记录，总结后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灾难发生、自己脱险后，没有只顾着逃离，而是冲入废墟抢救人民群众。这种行为，正是工商干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灾害面前不舍不弃精神的表现。于是我写下第一篇通讯《红盾与你同行》，内容分三部分：“好局长指挥300多人（群众）屋顶大转移”、“好所长驾车12小时疏散800多人”、“好工商搭救助站抢救100多名伤员”。这篇稿件我从他们大量的事迹中各自只取了一件，真实再现他们奋不顾身，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患难的那一幕。
　　其实北川工商受灾很严重：县工商局和6个工商所的办公楼、宿舍楼都不复存在。全县41名工商干部，有15名下落不明，全县工商系统有6个孩子成为孤儿，其中最小的12岁，最大的在读大三。
　　稿件的最后饱含深情：“尽管，我们的红盾卫士自己也是灾民，家中也有亲人下落不明，全都一无所有。但大灾大难中，幸存下来的工商干部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安危，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首先站了出来。
　　惊慌中、混乱中、风雨中的受灾群众，也许没有记住工商干部的名字，也许没记住工商干部的脸庞，但他们记住了那身深蓝色的制服。灰尘和风雨掩盖不了红盾的光辉。从蓝色的制服上，灾民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的存在，感到了力量，也找到了信心。他们知道，风再猛、雨再大，都有红盾与他们同行!”
　　从晚上8时开始轮流采访6名工商干部，结束时大约11时。然后我开始整理思考，写了两篇稿，再整理照片发完稿，已是凌晨4时。工作的地点就在院子里、昏暗的灯泡下，蚊子很多，咬了好些包。
　　在绵阳余震不断，市局的人为了我的安全不让我住宾馆，其实那时也没有宾馆敢开门。那晚，我在他们的金杯面包车上蜷缩着睡了3个多小时。当时觉得挺艰苦的，没想到更艰苦的还在后头。
　　
    （二）深入管制区域，用自己的报道凝固一段段历史记录一座座丰碑
　　
　　第二天一早，正好我蜷缩的那辆面包车要去安县工商局，给他们送总局紧急下发的制服，因为地震把很多干部的家都埋了。一个个纸箱子把车塞满了，我只好坐在纸箱子上。
　　路上，工商干部想把我先送到城里，我说不用，哪里工商干部最忙就到哪里。他们说，有一个靠近军事敏感地带、外人极少涉及甚至不知的山沟里，县局局长在那里。我说不管多偏，他们能到的地方我也能到。
　　就这样，车子走了2个多小时的柏油路，又在乡村路上颠簸了1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我下车才发现，来的地方不是县城，而是一个叫沸水的乡镇；跨进的门不是工商局也不是工商所，而是一个倒垮的小学校。
　　我当时还纳闷，里面进进出出的工商干部不在市场监管不是渣土中救人，在一个学校里干什么？
　　进去后我碰到一名工商干部，我说找局长，他把我带到一个帐篷里，指着一个人说“这就是我们局长”就走了。看到局长正在跟别人谈工作，我就出来四处看看，采访这里的学校老师、公安干警、工商干部后才了解到是怎么回来。原来这里是安县工商局按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命令自己设置的一个救助站，专门安置1000多名失去家园、逃了10几个小时的受灾群众！
　　还没深入采访，我就被深深震憾了。工商干部管市场是行家里手，但一帮大男人去干从没干过的救护的活，而且还远离亲人不管家里受灾情况怎样，就跑到这深山里，这其中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事情都可想而知。
　　我决定深入挖掘，并下决心尽我最大努力、发挥我最大的水平把他们的事迹报道好。我先采访学校老师，他们告诉我他们亲眼看到工商这几天在干些什么；我采访到这里来的灾区群众，他们告诉我为什么来这个救助站栖身，在这里工商是怎么照顾他们的；有些受灾群众告诉我，他们本来在别的救助站，但工商办的这个救助站好，他们偷偷从别的救助站跑出来转到这里；我采访防化部队，他们告诉我工商把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我采访这里的医生，她告诉我工商和这里的灾区群众情同手足；我采访了来这里检查的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告诉我工商局把灾民的工作做到了家；我采访了香港来的志愿者，他们告诉我工商对群众既无微不至又管理有方；我采访工商干部，他们告诉我夜里就睡在这泥地上……
　　那天晚上，我强捺着激荡的心灵写稿。由于采访深入、素材丰富，我很快就写出一篇通讯《大爱无疆——记四川省安县工商局设立的灾民救助站》。我写了三部分：第一个小标题“为了爱，他们选择了挺进”，讲述工商干部接到命令毫不迟疑奔赴前线；第二个小标题“为了爱，他们选择了奉献”，讲述他们忘我奉献，照顾群众；第三个小标题“为了爱，他们选择了坚守”，讲述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在救助一线。
　　在这篇文章中，我描写了工商干部一路的艰难。“汽车疾驰，在山间土路上忽高忽低颠簸。干部们头磕了摸摸，腰闪了揉揉。一路有农民焚烧油菜桔杆，干部们被烟雾熏得直呛。但他们没有停留，一路直奔目的地。”
　　我用了好多采访挖掘出来的细腻感人的素材：“为了不让这个出生4天的婴儿受感染，几名工商干部以最快的速度搭了一个母婴专用篷，及时把产妇和婴儿从挤着20多人的帐篷中转移出来。
　　那两天，产妇连惊带吓，奶水少。工商干部就找来奶粉。两名工商干部还步行20多分钟，从外面商店里买来了奶瓶。
　　就在这个救助站，婴儿的爷爷当着记者的面，给小孙女取名为“曾震生”，以表达对工商干部的深深感激之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工商干部本身自己也是灾民，对亲人有一肚子的柔情，对家里有一肚子的牵挂。但有这些灾民在，他们都选择了留下坚守。
　　工商干部任兵被抽到救助站工作。大地震发生时，他的岳父被砸断了腿，自己有任务，只得由妻子一个人把老人送到医院。但医院也受了灾，老人得不到及时医治。妻子抱着老人，看着老人痛苦直哭，看着老人断气直哭。后来，老人火化，是妻子一个人去的；骨灰安葬，也是妻子一个人办的。
　　工商干部曹智勤是救助站所在地工商所的所长。他岳父家在北川县，大地震把那个县夷为一片废墟，岳父和内弟被砸死，至今还被埋在砖砾中。噩耗传来，曹所长一阵心悸，但直到记者采访那天他没回去看看。他说；‘已经走的不能复生，我要守在这里，好好照顾那些活着的灾民……’”
　　在文章后面，我泼墨如水：
　　“‘5·12’浩劫，使全县8个工商所的办公楼、100多名干部的宿舍楼全都变成了危房，根本不能再入住。干部们一家老小是有家不能回，都只能露宿街头，靠方便食品果腹充饥。
　　但我们的红盾卫士，在艰难的考验面前，舍小家顾大家，把对家对亲人的爱留在了心底，把对国家对人民的爱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坚守岗位，一如平日的忠诚！”
　　文章最后，我又惜墨如金，只用了四个字“大爱无疆”进行收尾、升华。我当时直到现在都觉得，再说任何话、再流任何泪，都不如这4个字对工商干部那些精神的赞扬！
　　这篇纪实通讯基本上打动了所有读它的人。我为了事实准确，第二天把原稿给那些工商干部看，请他们提提意见。他们轮流传看后，先是三四个男人躲到一边抹泪，不一会儿，十几个不管三十、四十还是五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起抱头嚎啕大哭。
　　看到他们哭我也哭。他们哭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文章勾起了他们对家人的思念，也许是触及了他们失去亲人的痛楚，也许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辛勤付出，也许是他们想起了灾区群众的苦难，也许是他们感觉到终于有人理解他们、称赞他们，也许也许还有很多很多外人不知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我们从事工商行业新闻报道的意义和价值所有。
　　我倒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有多好，我是想说，这篇文章是我深入一个从没记者到来采访（那里是原子弹和风洞基地，因而军事管制）、在一个不大的小学校里泡了一整天、在1000多名灾民中走来走去深入多方采访后写出来的，光用在稿件中的新闻事实就有40多个。
　　直到现在，我也没发现其他关于这个救助站的具体报道，哪怕是只言片语。后来工商局把它移交给了当地政府，从那里撤了出来，回归本职，知道的人更少了。我想，如果不是我下决心深入采访、下决心深入挖掘、下决心悉心写稿，也许工商干部组织这个救助站的事迹永不为外人所知。
　　很多事情过去后才知道价值。我现在才明白：我用三千字通讯，凝固了灾区工商部门的一段历史，记录了灾区工商干部的一座丰碑！
　　在这里，我还把反映工商精神之外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篇采访手记，标题叫《爱心使者》。文章中，我一连用了三句“支撑他们做这一切的，是爱心。”我写道：“进出这个救助站的人，不是来接受爱心的，就是来传递爱心的。接受的人说，有机会我就把爱心传递给别人；传递的人说，总有一天我会收到爱心的馈赠。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爱心使者。”这篇文章视野开阔，笔调充满深情，全部概述事实，虽然简练，但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永不妥协、互帮互助、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传统美德，这就是我们民族一定能从这场劫难中走出来的力量源泉。
　　回来后我老问自己，在灾区写的稿件中最喜欢哪一篇？我给自己的答案就是《大爱无疆》和《爱心使者》。这两篇文章，背景是受访者深深地打动了我，结果深深打动了每一个读它的人。我觉得，这是自己在报社从事新闻工作13年来所写稿件中的上乘之作。由此，我体会到，写好先进人物：首先要感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他人。
　　在安县，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是报道工商干部怎么英勇怎么尽职，那他们背后的家庭是怎样的？于是，我反弹琵琶，绕开主流报道思路，去采访他们的家庭。
　　一采访我就吓了一跳：很多干部的家已是残桓断壁。我一天跑了5个镇，找了5个工商所进行实地采访。那些楼的楼梯都裂了，有的晃晃悠悠，我也不管房子是不是要倒了，钻进去实地查看。后来我选了3个有代表性工商干部的家庭，写了一篇《明天，我们重建家园》，用现场实录的方式详细报道工商干部自身受灾实情。
　　表面上，这篇文章是写工商干部自己家庭受灾细节，实际上整篇文章的基调是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工商干部舍小家、顾大家，为了群众为了集体全心投入，而把自已的痛苦抛在脑后的那种精神，同时也让社会各界工商干部自己受灾也很严重。就像我在文章中写道：“联想起他们全力以赴救助灾区群众的壮举，记者越发觉得，我们的红盾卫士是那样的可敬、可亲。”
　　在安县采访，日常生活很简单。在救助站采访时，我自己也成了灾民：吃山东捐来的黄瓜、外地捐来的方便面，喝捐来的瓶装水。重庆一个工商局给这里送来盒饭，安县工商局长听说我是南方人，说我老吃方便面肯定不习惯，就把从灾民中拿了一份盒饭给我吃了，那是我几天来第一次吃到大米饭。
　　安县到处是山，加上受灾，无线信号不是很好。在那里，每次给编辑部发稿都要花上一小时。活干完，看看表，一般已是次日凌晨三四点。
　　有天发完稿，我一起身，猛然感到膝盖上一阵疼痛，又一屁股坐下来。弯腰一看，不知何时膝盖部位的裤子破了个洞，五六公分长。卷起裤子，我才看到膝盖处破了一块，流了点血。估计是刚才写稿注意力太集中，没感觉到受伤了。
　　那是晚上8点多钟，县局的同志带我去看一个工商所。那里黑灯瞎火，我俩借着手机的屏幕照着路。工商所门口有个坡，到处是废墟，我不小心踩到一块玻璃上，摔倒滑了下来，直到膝盖顶到一根倒下的电线杆才停。当时只是感觉到有点疼，没想到还流血，到现在还有膝盖上还有一块大疤。
　　我在采访手记中写道：“来灾区几天了，白天在残桓断壁上坐过，夜晚在地上和衣睡过，一身脏兮兮的，干脆今天把衣服换洗了吧。好在废墟中锅碗瓢盆随便捡，水也好办，到处是树晾也方便。我找了个盆，先洗自己，再洗衣服。结果，光洗那条裤子就连倒了4盆脏水。”
　　洗完衣服后，我抱着笔记本和相机随便钻进一个帐篷。说是帐篷，但工商局在当地不是“标准”的灾民（因为有组织），所以根本没配发专用账篷，都是自己用塑料布简单搭的，比专用救灾帐篷差远了。我睡的帐篷里，晚上男女老少少的时候有20多号人、多的时候有五十多号人，大家都是和衣而卧。有蚊子我倒不怕，怕也没用，那家伙想咬就咬，躲也躲不开，我只是担心有蛇溜进来。
　　
　　（三）深入最远的所，爬上最高的山，挖掘默默奉献的普通的工商干部
　　
　　 在江油采访，我首先抓市场监管这个题目。这是工商部门的职责，也是我们报纸天天报道的内容。怎样有新意？怎样写出亮点？怎样写出灾区的独特之处？怎样刻划好工商人物？为这些我颇动了一番脑筋。
　　经过深入采访，我了解到，地震当天夜里，江油市工商局局长借着昏暗的蜡烛，手抄稳定市场的通告；两天后，工商局查处了一个多卖5毛钱的大案；7天后，一名女工商干部怀孕有流产先兆，等等一大堆素材。我琢磨了半天，分别用了三个小标题：“第一份通告——快速反应稳定市场秩序”，写工商如何快速履职；“第一起大案——严查狠打震摄不法之徒”，写工商如何果断查处案件，震慑违法份子；“第一次减员——赤胆忠心谱写红盾赞歌”，写工商干部如何坚守在市场监管一线。三部分都是从“第一”写起，再引申开来，由点及面，不落俗套，让读者既有对个案的深入了解，也有全面印象。
　　在文章中，我写道：
　　 “这是震后当地党政机关对市场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从它上面，经营者知道自己有了法律责任，消费者知道自己有了政府保障。”
　　“工商部门查处案件，不仅震慑了其他经营者，也深深地教育了当事人。”
　　“整整7天的辛劳奔波和灾后的艰苦生活，导致她（覃莉）羊水破裂。但江油的医院被灾区群众挤爆了，她根本进不去，还是父母从重庆赶来含泪把她接回老家医院。”
　　“灾后当地天气多变，时而炎热难耐热浪滚滚，时而暴风骤雨阴雨绵绵，但卫士们永不退缩。”
　　通常在新闻稿件中联系历史典故，能增加文章的厚重感。江油是李白的故乡，他的大名无人不晓，连我三岁的儿子也天天摇头晃脑背李白的诗。李白有很多诗豪迈热情，充满爱国献身之志。在江油发出的稿件，我巧妙地引用了李白的许多诗句，把工商干部的境界、把文章的高度进行提升。
　　在上述这篇稿中，我写道：
　　“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1307年前，诗仙李白在江油用诗歌表达匡时救世报效祖国之志；今天，我们的红盾卫士在家乡用无言的行动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他们的事迹，给灾区群众以欣慰，也给享受平静生活的人们以感动、震憾和激励。
　　在另一篇《璀璨的明星》的开头，我写道：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
　　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这是诗仙李白少年时所作五绝诗《萤火》。这首诗光彩烂漫，奇丽无比，立意高远，境界顿出。今天，记者把这首诗拿出来献给诗仙家乡的红盾卫士。从抗震救灾中的点点滴滴中，可以看到他们就像诗仙笔下的萤火虫，雨打难灭、风吹更明，他们就是守在灾区群众身边那颗璀璨的明星！
在江油，我了解到有个工商所和另一名干部的事迹突出，遂想去采访。局长告诉我，那个工商所最偏远，开车得三四个小时，路走不了小汽车；那名干部在山上。我说不管那些，既然他们能到那里，我就可以到那里。
就这样，我一路颠簸，在手记中写道“搓板路好像要把人的心脏颠得从口里吐出来”、“一会感到亮，那是出山了；一会儿感到暗，那是进入山洞”，从上午一直走到下午12点多，才到那个工商所。这个工商所辖区是几个重灾区交界的地方，所以受灾很严重，工商干部和个私协会的事迹也很突出。
　　我在文章中写道：
　　所长的妻子在外地工作，两人相隔400多里，平时一般一个月见一面。震后5天，妻子才打通电话，才知道他没事。10天了，夫妻俩只能偶尔通过无线电波传递短信，你想我、我想你，柔肠寸断。他们现在都不知道在江油买的新房怎样了。
　　所长回不去。地震后，他一直在忙着。
　　他忙着疏散群众。工商所的旁边有个敬老院，那些老人想跑也跑不动。12日大震后几分钟内，他来了。他抱，他背，他扛，50多个老人被救到了安全地带，毫发未损，真是奇迹。19号上午，他开着执法车，颠簸 10公里山路，把4名武警战士送进山里。后来直升飞机按照他们发出的信号，飞过来解救了困在重灾区的100多名群众。
　　他忙着维持治安。工商所在进镇路口边，震后初期上级命令他守住镇入口，非救灾者一律不许放入。果然，灾区在外地打工的人纷纷回来寻找亲人，有开汽车的，有骑摩托的，有步行的。 3个白天4个整夜，他和同事劝阻三四千人进入灾区。他挺身直面耍横冲关者，耐心解释：山体垮塌道路不通，还有余震，贸然进入会造成更大伤亡。
我这么写那些个私协会员：
　　白天忙救助，晚上保安全。群众听说地震使上游围湖水拉抬高，担心大坝垮塌水漫雁门。为了乡亲们的安全，每天晚上10点，工商所组织四名会员走五公里山路，每两人一班在湖边守着，准备一有情况立即呼叫，到次日7点才回。每次余震，都把这四名会员吓得心惊肉跳。他们老想着，后面有1800多个鲜活的生命。
　　22日上午，一架运输机空投救灾物资，结果投偏了全掉山上了。个协会员志愿者每2人一组，步行二三公里，爬上千米高山，把救命物资背出山，放在交通方便的地方，用工商所的车拉回来。每件背包40公斤，最近的走了45分钟，最远的走了1个半小时还多。一名女会员也加入其中，大家都笑她不会走山路，但精神可嘉。
　　值得一提的是，我那天还爬上当地最高的一个山峰，采访市工商局唯一派到扶贫点进行抗震救灾的工商干部。我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最后写道：
　　采访这名卫士是在下午4点多。尽管已是5月下旬，但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记者冻得直哆嗦，他却没事儿干劲十足。记者问他有什么感受，他淡淡地说，作为一名工商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舍小家顾大家，灾区的百姓更需要我们，其他的没啥子。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很多工商干部没有英雄壮举、豪言壮语，但他们都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默默奉献，一样的无私，一样的果敢，一样的勇于牺牲，点点滴滴中饱含对群众的深情，无声中充满壮烈之美！
　　一场磨难，使红盾更红、明星更亮。
　　
　　（四）翻山越岭，穿过泥砂碎石，采访温总理在青川泪流满面的地方，在最强余震中和灾区群众一起奔跑
　　
　　青川受灾很重，但在群山深处，本来路就不好走，地动山摇不断把路给阻断。当初温总理到青川，是坐直升机又走水路才到的。
　　我在一座叫金子山的山上折腾了3个多小时后，才来到青川县。局机关所有干部及家属集中住在帐篷里，简单听了情况后，我出来先去现场。
　　在青川，我去了倒塌的市场，当时有100多人埋在这里，工商局长在这里救人；我去了工商局机关楼，那里贴着危楼标志，我小心翼翼走上楼，为了分担体重，我两只脚不能踩在同一个楼梯上；我去了工商局家属楼，在一个人去楼空的工商家里，把卫生间还在流水的水管给关上了，在那里我还和一个趁空无一人来偷东西的痞子相遇，气得我差点跟他动粗，最后把他给撵走了。
　　随后，我经过30多公里的山路，来到木鱼工商所，所里的房子全塌了。我爬上对面的危楼，拍下倒塌全貌。大家曾看到温总理在木鱼中学拿着一只鞋泪流不止，学校在一座山上，我爬山来到这里采访。
　　这里工商干部的事迹有很多，但许多没法报道。比如，工商干部参加了380多名学生尸体的掩埋，由于数量多、时间紧，大家都没经验，第一次掩埋尸体上只盖了半米高的泥土，后来被饥饿的狗给翻了出来。工商干部和百姓一起把这些尸体重新深埋，部队专门处理了防疫事宜。
　　听着点点滴滴，看着灾区现场，我脑海里就像在放电影，重现当时的一幕幕。我流着泪，真希望当时自己在现场尽一臂之力。但光哭不行，报社派我不是到灾区去哭的，我的职责是报道好。只有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水平，把他们的事迹很好地宣传出来，让公众了解或记住这些普通工商干部做的事，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工商干部的伟大，才能抚慰我的心灵。
　　在颠簸的车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通讯《无名的英雄》。这篇不足千字的新闻特写，生动报道了木鱼工商所长打开生命通道拼命救人、不留姓名的过程。
　　我写他救人的过程：
　　快！快！快！切割机吼叫着。甩出的水泥灰扑到脚上、腿上、胸前、脖子上、脸上、眼睛上、头发上，他成了灰人。
　　用力太猛、速度太快，钢锯不一会儿就过热发软。他从裤兜里掏出一瓶水。那是配发给他一天喝的，此刻顾不上那么多，他浇了下去。
　　水一碰到钢锯，四处溅开，他成了泥人。
　　我写救出来后的情景：
　　亲戚抱起了孩子。满脸是泪、带着哭腔的母亲在孩子身上到处乱摸。
　　他们很快走了。他们没问恩人名字，因为正一心庆幸失而复得的生命；他们也没记住恩人的脸，因为庞景阳那时浑身是灰，满脸是泥，根本看不清真面目。
　　在青川我做了一件违背职业原则的事。有两名女工商干部家庭受灾严重，我写了，但没去采访本人，我觉得不人道，我也问不下去。根据大家多方介绍，我这样写的：
　　有两名女工商，记者没采访她们本人，因为不忍心去揭开她俩的伤痛，在这里仅记录只言片语——
　　木鱼工商所干部都丽琼原本有个10岁的儿子，在另一个镇上读小学四年级。地震时，孩子从教室里跑出来了，但不幸被落下的水泥板砸中。都丽琼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噩耗，悲恸欲绝的她请假回去，独自处理了孩子的后事。隔了一天，她坚强地回到岗位，参加所里组织的救灾工作。18日，远在内蒙古的丈夫赶回来时，已经永远见不到儿子了，那天他妻子还在救灾现场。
　　关庄工商所职工严晓兰的儿子在地震中遇难。当时通讯中断，那几天严晓兰也牵挂8岁的心肝宝贝，一直没得到消息。但她没有走开，而是柔肩挑重担，和所里的同志一起投入到镇上的抢险中。直到14日，她接到儿子遇难的噩耗后，才大哭着踉踉跄跄地离开岗位，回去见儿子最后一面……
作为我到灾区采访的最后一篇通讯，我把标题取为《废墟上追踪红盾魂》，以青川局为代表，讴歌整个灾区工商。在这篇稿件中，我自己把红盾精神进行了概括。文章分三个部分：临危受命搜集救灾物资、义无反顾投入抢险救灾、履职尽责恢复市场供应。我写道：
    忠诚、尽职，是红盾卫士的灵魂。青川县工商局在大地震后快速反应，搜寻救灾物资，投入抢险救灾，恢复市场供应，保障灾区群众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地震把工商所变成了砖砾，把工商局变成了危房，把整个青川县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然而，地震能震垮房屋，却震不垮红盾卫士的灵魂。全县工商干部凭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在灾难发生后快速反应，尽职尽责，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红盾之歌。
　　文章的最后，我写了工商局组织的应急市场，后来周伯华局长亲自到这个市场剪彩。我写道：
　　应急露天市场里，那些红肥绿瘦的蔬菜肉类，那些花花绿绿的百货五金，在灰色的废墟和蓝色的帐篷中特别显眼。不时有人在这个市场进进出出，尽管不多，但市场有了生机，有了活力。
　　这个市场就像一个火种，照亮了灾区群众的内心深处。工商干部忠诚人民、履职尽责，他们的工作让灾区群众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
    在广元灾区，我亲历了一场6.4级余震，这里大地震后最强的一次。我把这个过程写进了采访手记中。当时我坐在工商所狭窄的院子里，地在抖，楼在动，人在喊。我坐不住了，起身就跑，跑过院子，跑过办公室，跑过马路，跑到人群中才停下来，回过头直勾勾地看着工商所办公楼摇晃。几米开外，一些砖瓦从5层楼上掉下来，差点砸着，我赶紧躲开。余震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其间我冲进工商所，抓起相机包跑出来拍照，于是第二天本报有了一张工商干部搀扶群众脱险的现场抓拍照。
    我在稿件中写道：
    看着急着离开和满街找安全地带的人们，想着工商干部勇敢冲进危房救人的情景，我真切感受到了工商干部那种灾难面前奋不顾身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强余震后，梁社长和刘总给我打电话，问我安危，我当时很感动。

    去灾区前，刘总吩咐：写哪儿、写什么、怎么写全由我自己把握。我对自己有三个明确要求，一是非常深入。深入灾区，深入现场，深入工商干部，深入他们简陋凌乱的帐篷、空无一人的办公楼和家里甚至厕所采访。二是写稿精炼。我要求尽量短、尽量多用事实，不能矫情造作，绝不多写一个字，但也不需要多加一个字，让文章尽量泼水难进。标题也做得非常精美，做出动感，像《红盾与你同行》、《大爱无疆》、《爱心使者》、《璀璨的明星》、《废墟上追踪红盾魂》、《无名的英雄》等等。三是以小见大，立意要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要求我基本上都做到了。后来我把整个采访的体会都写在第七篇采访手记中，标题叫《责任.感情》。
　　去灾区前，我带了3000块钱，最后只留了一点回来的路费，其余基本上都捐给了一些极其困难的工商干部。我没直接给他们本人，他们肯定不会要，我都让他们的局长转交。记得在江油山区采访，我看到一个卖西瓜的摊点，想起市工商局干部都挤在闷热的帐篷里，当时我就掏出钱把摊上的西瓜全买了，请司机拉回去给局里的干部消暑。我还准备把所在发自灾区稿件的稿费也全捐给灾区，那应该是灾区工商干部的，没有他们我写不出来。
　　回来后听说有几个工商局党委给报社发来感谢信。也还有很多地方工商干部给我发来短信，说稿件情真意切，真实感人，说我做得很好。
还有很多体会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细说。就像我在手记中写的：
发自灾区的每篇报道，体现了我的责任，倾注着我的感情。但我知道，这些报道，都源于灾区工商那种忠诚于肩上红盾的责任，忠诚于人民群众的感情！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记住这种责任，珍藏这份感情。
　　
　　按社里要求，我给大家报告这些。我觉得，此时坐在这里讲的，应该是其他比我做得更多更好的前方记者和后方编辑。我有些话可能说多了、说过了，请大家谅解，并不是我在表功。我只是想说，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我本人和记者部做了自己份内的事，尽了自己的责任，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和能力。在这期间，我本人、我们记者部全体人员没给报社丢脸，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精彩报道，在灾区在全系统树立中国工商报社的良好形象。
　　要感谢后方的社领导、各个编辑部及各部门对我本人和记者部稿件的辛勤编发，没有你们支持我也做不出这些成绩，也不会做得那么好。也谢谢大家对我在前方时的关心。要说有功劳，那是大家的、全社的，我只是有幸在前方参与而已。　　　　　　　　　　　　　　　　　　　　　　　本报记者　李国政